法制日报张驰:这一年,我是司法正义的见证者

法制日报张驰:这一年,我是司法正义的见证者

他们栉风沐雨,奔波于新闻事件发生的第一线;他们执着坚守,用话筒传递公平与正义;他们不畏艰难,用镜头和笔,追寻事实真相。他们就是一直坚守在新闻前线的政法记者们。

近日,为做好“向社会公众报告”活动,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天津高法”微信公众号开设“媒眼看法院”专栏,特邀各媒体政法记者给大家讲述2019年他们与天津法院的故事,并与读者一起重温他们的代表作品。

(法制日报张驰)

报道感言

这一年,我是司法正义的见证者

你,头顶国徽、肩扛正义;

我,用心行走、用脚丈量;

法官与记者在司法为民的交叉点实现价值共融;

你,把案情记录在卷;我,把你的故事用笔墨体现。

这一年,我体会着你的威严与温暖!

2019,我在执行现场,见证着一个个执行团队的艰辛:遭遇冷遇,却迎难而上;你,外松内紧、有序布置,说情晓理、稳定情绪,一个个执行难题迎刃而解。

2019,我在“扫黑除恶”的审判现场,见证着你的庭审风采。法庭上,你,依法维护控辩双方的权利;法庭外,你,维护着社会的和谐之光。

2019,我在天津法院系统“为民营企业提供优质营商环境”座谈会现场,见证着《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评价指标的实施细则》出台过程,彰显天津法院依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激发民营企业与企业家创新活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决心。

2019,我在京津冀跨域立案的现场,见证着三地法院跨域立案全覆盖的启动,今后,立案当事人无论身处三地何方,都可以选择就近法院立案。为民服务,是百姓之福,法院的荣光。

2019,我看到了天津法院系统“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不懈努力。

2019,我见证了天津法院系统的厚重积累;

2020,我还要见证其一路风雨承载未来的希望。

代表作品

作品一:天津法院多元化解矛盾纠纷亮点纷呈

“我大老远从北京回来,就是想能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可现在你们却拿出几份我根本就没签过字的文件做解决依据,到底是嘛意思。”8月末的一天,天津市河北区诉前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一间办公室内,因对几份文件产生质疑,当事人周某的情绪有点激动。

“闺女,你平复一下心情,我们呐,是帮你们调解事的,这几份文件是不是你签的字,咱们静下心来一一核对。”调解员吕正明耐心安抚。

老吕与另一名调解员周津粤正在调解的是某房地产公司延期交房的事,涉及200多户。

“看着绝大多数当事人满意而归,再多付出,我们也觉得值了。”在与《法制日报》记者交流时,吕正明嗓音嘶哑。

矛盾调处前置到一线

几乎与老吕、老周同步,三公里之外,红桥区诉前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王立新、张建国正在红桥区西于庄危陋房屋征拆指挥部的现场与群众交流。

2017年,天津市启动全市棚户区3年清零计划。3.2万户,66.3万平方米,红桥区的棚户区人口与面积占到全市总量的一半,西于庄以情况复杂被称为难啃的硬骨头。说情况复杂,私搭乱建严重、社情民意反应激烈、民风强悍辅以证明。“之前,一说打车到西于庄,出租车司机都不愿意拉活过去。”这种情况让张建国印象深刻。

考虑到这个地方工作的实际,红桥区法院在西于庄成立了派出法庭,两名有经验的法官与王立新、张建国搭档,坐镇值守。

张建国记得,派出法庭开门不久就遇到群众来访:我觉得征拆指挥部的人不公,为嘛同等条件,多给我们邻居10平米的房,到我们这儿就没有了,我要告他们的话怎么告。

曾经,有人还怀揣着有关拆迁的法律、法规条文跟他们“掰手腕”。

更有趣的事还在后头,一度还有人让他们给征拆指挥部的领导打声招呼,给他们家多分点房。

来者都是客,“倒上一杯水,递上一根烟,可能一下子就把来访群众的情绪给安抚了,初步信任从那一刻就建立起来了。”张建国分享经验。

日久天长,派出法庭门庭若市,来咨询的群众排起了长队;日积月累,派出法庭两间简陋的办公用房挂满了锦旗。

派出法庭的工作行不行,百姓心里有本帐。

司法为民就要接地气

房屋漏水、管道维修、辞退解雇、工时休假……这些看似发生在群众身边不起眼的小矛盾,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升级成大问题。

2015年,河西区法院针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公房租赁、相邻关系、劳动争议的民生纠纷,专门成立了调解工作室,前置调解、主动调解、上门调解、现场调解、跟踪调解等工作方式,开启了一条化解民生纠纷、践行司法为民的“绿色通道”。

河西区法院副院长钱天彤记得几年前的一桩旧事。那天一大早,该院相邻关系调解工作室就弥漫着一股“火药味”。当事人一方朱老太太气势汹汹的拿着诉状和一沓照片,让大伙看她家被水淹的惨状。此前,另一方当事人郝女士家中自来水管爆裂跑水,由于家中无人,致使朱老太太家成了“水帘洞”。无奈之下,朱老太太一家只能外出租房生活。为此,朱老太太要求郝女士赔偿装修损失、租房损失34000元。郝女士则认为这是狮子大开口,只肯出5000元了事。

双方僵持不下,剑拔弩张。居委会与属地派出所经过多次调解都未成功。听明白事情的原委,法官与调解员先是背对背调解,“朱阿姨,您家受损失是实情,但我们也看了鉴定报告,要34000元肯定不合适,退一步海阔天空。”“郝大姐,如果换做你家被淹,你的情绪可能会跟朱阿姨一样激动,5000元少了点,您再给加点。”

然后是面对面调解,由法官明确法律依据,解读证据规定,计算诉讼成本,讲明利害关系;由调解员引导双方表达合理诉求。最后双方各退一步,达成调解协议,郝女士当场一次性赔偿朱老太太9000元。一场持续多日的“邻里大战”以双方握手言和而宣告结束。

朱老太太的一句话让钱天彤念念不忘:“街坊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通过调解,诉诉苦,说说怨;话说开了,事解决了,不用到法庭上对簿公堂,不撕破脸。”

司法为民只要接地气,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这是钱天彤的体会。

诉调对接工作在前端

在和平,不到10平方公里的区域,人们会在不经意间遇到带有明显标识的社区工作站、交通工作站、证券业工作站、医调委工作站,没错,这是和平区法院解决纠纷端口前移的一项举措;在武清,法院专门建立的物业调解中心已覆盖全区70%的居住小区,一批退休法官、街工委副主任、妇联主任受聘担任专职调解员及兼职调解员,就地及时化解了大量物业纠纷;在河西,法院与区总工会、区人力社保局共同成立劳动争议诉前调解工作室,由区政府采取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选配28名专职调解员,分别派驻辖区内13 个街道,将劳动人事争议预防和调解工作向基层延伸;在蓟州,法院与妇联、司法局等合作,在全区26个街镇设立了综合调解中心,949个行政村均设立村级调解室,一线从事调解工作的人员达到2942人,形成了覆盖全区的大调解网络。

在市级层面,天津高院长袖善舞,与市金融办、人民银行等联合发文,建立促进金融创新、防范金融风险司法协调机制;与市台办开展8项系列活动,首聘9名在津台胞为涉台案件调解员;与市总工会、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司法局构建劳动争议四方联动协调机制;与市司法局、市律协建立律师参与化解、代理申诉信访机制。

“在市委政法委的领导下,天津法院一直致力于推动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诉前、立案、诉中、执行、信访全流程,充分利用行业调解、人民调解、仲裁等多种渠道共同化解矛盾纠纷,诉调对接取得了一定成效。”促进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是天津高院副院长李颖的着重表述内容。

信息助力群众少跑路

蓟州区罗庄子镇人民调解员老王只要有闲空,就会掏起手机指指点点,爱人问他在干吗,“天天学习新知识,保证日后不落伍。”他的回答逗乐了爱人。

其实,老王操作的是在线调解平台。平台全面整合多元调解力量,实现多元调解全网运行(网上受理、网上委托,线上调解与线下调解相结合)的同时,达到各调解组织统筹监督管理、调解资源统筹分配、工作流程相互衔接、工作成效实时监测的效果。

今年5月,天津市法院正式启动在线调解平台的应用试点工作。参与试点的法院网上办案系统与在线调解平台实现数据对接与实时互动,对到法院登记立案的当事人通过推荐、委托到在线调解平台调解员处先行调解,对调解不成的直接将当事人相公,信息推送到人民法院网上办案平台实行登记立案。

对当事人而言,只需要在手机上下载调解平台的APP,就可以在平台上约定调解时间,与调解员通过三方视频的方式进行连线。

新科技、新抓手,还要有新规范,在线调解案件管理工作流程、委托委派调解分流流程、调解员工作流程等规范性文件的相继推出,是决定在线调解平台能否长远发展的保证。

老王对平台的使用体会是,功能强大,考核方便,“你做多少活,有什么样的痕迹,一目了然。”他有三起调解案例是经过平台处理的。往日,处理邻里纠纷,他有时入山林要往返两天,现在,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哪儿都是调解现场。

作品二:天津一中院“精准实”三字诀守护群众钱袋子

记者近日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获悉,2016年至今,该院共受理非法集资案件92件,其辖区法院共受理非法集资案件587件。

天津市一中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张伟介绍,天津一中院针对非法集资案件法律关系复杂、专业性强等特点,组建专业化审判团队,具体负责非法集资案件的审理工作,在案件质量上做到“精”;充分发挥审级优势和司法资源优势,在确保辖区法院依法独立审判的前提下,通过强化对辖区基层法院案件审理中同类问题的指导,统一非法集资案件的裁判尺度,在裁判尺度上做到“准”;天津一中院指导辖区法院与区委政法委、公安、检察院建立非法集资案件协调机制,定期梳理汇总涉案财物,对于符合处置条件的资产,及时联合相关部门加快启动处置进程,将涉案资金统一转入案件资金专户,力求做到“颗粒归仓”,在财物处置上做到“实”。

作品三:天津首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宣判

近日,天津市蓟州区生态环境局诉李某、郑某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在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依法当庭宣判。据悉,此案是天津首起作出判决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

据了解,李某、郑某某长期在蓟州区上仓工业园区内一家加工点从事拆解废旧电瓶、铅熔炼等非法行为,造成所在区域土壤与浅层地下水受到严重污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蓟州区人民政府指定蓟州区生态环境局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蓟州区生态环境局起诉请求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污染清除费用及损害恢复费用2298012元,事务性费用265014.5元,共计2563026.5元。

庭审中,控辩双方围绕二被告是否共同实施了侵害涉案生态环境的行为,与原告主张二被告连带赔偿污染清除费用、损害恢复费用、事务性费用2563026.5元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以及计算方式进行了辩论。

此案合议庭经过合议后当庭宣判:在此案判决生效后15日内,被告李某、郑某某赔偿原告天津市蓟州区生态环境局污染清除费用及损害恢复费用2298012元,事务性费用265014.5元,共计2563026.5元;被告李某、郑某某就此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27304元,由被告李某、郑某某负担。

制作:宗平舒

责编:吴玉萍

审核:祖先海